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相继在江西庐山召开，这一历史事件被铭记为“庐山会议”。
在此次会议中，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遭遇了罕见的严厉政治指责，此后便被明确定性为“右倾分子”。自那时起，一股“左倾”的思潮如潮水般在全国范围内涌动，历经七年的积累与发展，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迎来了爆发的高潮。
原本，这不过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例会，然而，中途却骤然转变为一场充满火药味的政治批判之会。这一突如其来的转变，固然带有偶然，实则亦蕴藏着某种必然。
偶然性的触发，源自于一份出乎意料的“万言书”，其作者为彭德怀，成文于1959年7月14日深夜，正值庐山会议启动后的第12日。
必然性在于，本次事件的持续升温，不仅源于那封洋洋洒洒的“万言书”，更与当时新中国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紧密相连。
单说“万言书”
1959年7月12日的午后，彭德怀亲自步行至“美庐”别墅，意图与毛泽东亲自面谈，表达个人的见解与观点，以期引起毛泽东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并促使他公开发表意见，尽快加以纠正。然而，当他抵达别墅门口时，却被负责警卫的参谋拦下，告知毛泽东当时正在安睡。
彭德怀心头涌起对战争岁月中与毛泽东那份亲密无间的回忆，那时无论急事还是要事，他都能随时推门而入，毛泽东即便在休息，他也会轻轻掀开被子，将他从睡梦中唤醒，以便进行面谈。然而，他深知时至今日，这样的情景已无法重现，只得无奈地转过身去，带着几分遗憾离去。
面谈未能达成共识，彭德怀心急如焚，担心会议即将闭幕，恐错失良机，遂决定以书信形式直言己见。于13日午时，他手持草拟的提纲，口述内容，由参谋王承光负责记录与整理。
截至14日午后，彭德怀已对信稿进行了两次修订，并指示参谋誊写完毕后亲自签名，并嘱托其火速将信件递交毛泽东的秘书。待参谋复命信件已送达，彭德怀连声说道：“好，好，送到了就好”，顿时如释重负，心中那块巨石终于落地。
本信函分为甲、乙两大部分，篇幅总计数千言。（须指出的是，所谓“万言书”实则是指1962年6月16日，彭德怀所撰写的长达八万字的信件，其中详述了他所遭受的不公正批判之苦，并恳请党组织对其历史进行全面审查。因此，彭德怀所撰写的上万言书，才是人们口中的“万言书”之正解。）
毛接获信函，细读完毕后，悄然将其置于书桌之上，直至两天后，他突然作出决定，公开让众人传阅此信，此举令彭德怀感到意料之外。他更是未曾料到，这封信竟会掀起惊涛骇浪，为自己招致一场巨大的灾难！
1959年8月16日，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为捍卫党的总路线、坚决抵制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以及《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的决定》等关键文件。
全党展开大规模、高强度行动。反右倾斗争，彭德怀因此遭受空前罕见的政治打压。
主席：
此次庐山会议意义重大。我在西北小组中屡次发声，对于小组会议尚未充分阐述的观点，特地以信件形式呈上，供您参考。然而，我如同张飞一般，固然有勇猛之气，却缺乏细腻之处。
因此，其参考价值尚需您自行评估。如有不妥之处，敬请不吝指正。
甲、1958年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其辉煌无疑是毋庸置疑的。依据国家计委核实后的多项指标显示，1958年相较于1957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实现了48.4%的增长，其中工业增长高达66.1%，农副业增长25%（粮棉产量增长30%亦属定论），国家财政收入增长43.5%。
增长速度前所未有。
打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传统框架，尤其是针对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相对落后的现状，大跃进运动基本上验证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的正确性。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取得的伟大成就，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将会长期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回望1958年的基本建设，我们发现某些项目显得过于急切且数量过多，这导致了资金分散，同时也延缓了一些本应如期完成的重点项目，这一现象无疑暴露了我们的一个不足。
根本原因在于经验的不足，对此认识较晚，体会不深。故而，在1959年，非但未曾适当减缓步伐，进行有效控制，反而持续推行大跃进政策，致使不平衡的状况未能得到及时校正，进而增添了额外的暂时困境。
这些建设虽然暂时看来是必要的，但它们无疑是国家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未来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这些投入将逐步显现出成效。
目前，仍存在若干关键短板和不足之处，导致生产无法形成完整体系。部分物资储备严重不足，对于必要的物资缺乏充分的储备，一旦出现失调或新的不平衡，便难以迅速调整，这正是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所在。
因此，在部署下一财年（即1960年）的计划时，尤需立足于实事求是与稳健可靠的原则，进行周密的思考与评估。
面对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部分基本建设项目难以按期完成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下定决心，暂时中止其中一些项目的建设。在这一领域，我们必须有所舍弃，方能有所收获。若不如此，严重的失衡状况将得以延续，某些领域的被动局面也将难以扭转，进而影响未来四年追赶和超越英国的跃进步伐。
尽管国家计委已有规划，然而由于诸多因素，决策仍面临重重困难。
1958年，农村公社化的实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民将从根本上摆脱贫困，而且也是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迈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道路。尽管在所有制问题上曾一度出现混乱，具体工作中也暴露出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无疑都是严重的问题。
然而，随着武昌、郑州、上海等一连串会议的召开，混乱局面已基本得到矫正，紊乱状况亦随之消散，我们正逐步回归到按劳分配的正规路径。
在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我国成功解决了失业问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而言，这一成就的迅速实现并非小事，实乃国家发展的重大突破。
全民炼钢铁中，多办小。土高炉当然，浪费了物力、财力以及人力，这无疑是一笔相当大的损失。
然而，我们已对全国地质进行了一次规模浩大的初步普查，并培养了大量技术人员。在这一运动中，广大干部也得到了锻炼与提升。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补贴高达二十余亿，但在这项工作中，得失亦并存。
仅凭上述数点，成就无疑是卓越的。然而，其中也蕴含着诸多深刻的经验教训，对这些教训进行认真的分析，无疑是必要的且颇具益处。
乙、关于如何归纳总结工作中的经验与教训：在本次会议中，与会同志纷纷就去年以来的工作进行了深入反思，并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见解。
此次讨论将极大地促进我党工作的开展，将某些领域的被动局面转化为主动，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认知，及时矫正长期存在的不平衡现象，并正确理解“积极平衡”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1958年大跃进期间所显现的一些不足与错误，部分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正如我党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领导历次革命运动所证明的那样，在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中，总是伴随着某些不足之处，这构成了问题的两面性。
当前，我们在建设过程中遭遇的显著矛盾，源于结构失衡所引发的广泛紧张。从其本质来看，这种状况的蔓延已对工农关系、城市各阶层关系以及农民各阶层关系产生了影响，故而亦具有政治属性。它关乎我们未来如何动员广大民众持续推进跃进，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
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曾遭遇过诸多不足与失误，其成因亦是多源。客观上，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尚缺乏深入了解，经验尚显不足，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
对于社会主义按计划、比例协调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们尚缺乏深刻的认识，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也尚未在各项实际工作中得到全面贯彻。在处理经济建设领域的问题时，我们尚未达到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时的那种从容自如。
另一方面，我国面临的是一穷二白的落后局面——仍有部分民众面临温饱问题，去年棉布人均消费量仅为18尺，仅能制作一套单衣和两条短裤。在此背景下，人民对改变现状的渴望愈发迫切。同时，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也对我们有利。这两大因素共同推动了我们实现大跃进的决心。
把握这一有利时机，顺应广大民众的期望，加紧推进我们的建设步伐，迅速扭转我国贫穷落后的现状，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实属必要且正确之举。
彭德怀的“万言书”
在以往的一段时期内，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中亦显现出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
1、夸大其词的风气已普遍蔓延开来。在去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对粮食产量的预估过高，营造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象。
众人对粮食危机已成功化解，故纷纷将精力转向工业建设。然而，在发展钢铁业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偏颇。人们未对炼钢、轧钢及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的生产，坑木资源的供应，运输能力，劳动力增长，购买力提升以及市场商品布局等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总体来看，这样的平衡规划实属多余。此类做法显然过于理想化，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或许正是引发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夸大其词的风气弥漫于各个地区和部门，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所谓“奇迹”在报纸上屡见不鲜，这无疑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
当时的报告材料从多方面显示，共产主义似乎即将迅速降临，这让不少同志的情绪变得异常热烈。
随着粮食和棉花产量的大幅提升、钢铁产量翻番的潮流涌动，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应运而生。秋季收获时粗放无序，不计成本，仿佛将贫困的日子当成了富裕时光来过。
遗憾的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难以获取真实的信息。即便是在武昌会议以及今年一月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形势的真相仍未被完全揭示。
这种浮夸风气的产生，背后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一现象亟待我们进行深入探究。同时，这也与我们在某些工作中仅仅设定了任务指标，却未能配套具体实施措施有着密切的联系。
尽管主席早在去年便警示全党应将奋发图强的精神与科学严谨的分析方法相结合，并秉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然而看来这些教诲并未被多数领导同志充分领悟，我亦不在此例外。
2、小资产阶级的激情往往导致我们容易陷入极“左”的误区。回顾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我与众多同志一样，被大跃进的辉煌成就和群众运动的热潮所吸引，导致一些极“左”的倾向得以滋生，我们急于一步踏入共产主义，急功近利的思维一度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我们忽视了党长期以来坚持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在思维模式中，常将战略部署与具体行动、长期规划与短期举措、整体与部分、大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关系混为一谈。
正如主席所倡导的“少种多收、高产高效”、“十五年内赶超英国”等宏伟号召，这些均系具有战略眼光和长远规划的方针。然而，我们在这方面显得研究不足，未能细致关注当前的具体情况，导致工作部署未能建立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
某些指标层层递进，步步升级，将原本需历时数年甚至十余年才能达成的目标，缩短至一年或数月内必须实现。由此，这些目标逐渐脱离了实际，难以获得群众的广泛支持。
诸如过早摒弃等价交换原则，过早鼓吹“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某些地区在粮食丰收之际，一度废止统销政策，倡导无节制地消费，以及某些技术未经严格鉴定便仓促推广，诸多经济规律和科学原则被轻易否定等现象，无不反映出一种偏激的左倾倾向。
在这些同志的视角中，他们认为只要确立了政治挂帅的原则，便足以涵盖一切，却忽略了政治挂帅的本质在于提升劳动者的自觉性、确保产品数量与质量的提升，激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加速发展。
政治主导无法取代经济规律，亦不能替代经济活动中具体实施的战略。政治主导与经济活动中的精准有效策略，两者均需同等重视，不可有所偏颇。矫正此类偏向左的错误，通常比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更为艰巨，这一点已被我党历史经验所证实。
在去年下半年，仿佛弥漫着一种特定的氛围，我们高度警惕着右倾保守思想的滋生，却未能充分关注到主观主义左倾的一面。随着去年冬季郑州会议的召开及随后实施的一系列整改措施，那些左倾的倾向已基本得到矫正，这无疑是一次辉煌的胜利。这次胜利不仅对全党同志进行了深刻的教诲，更未损害到同志们的积极性。
我们对国内形势的把握已经相当清晰，尤其是经过近期几场重要会议的讨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经趋于统一。当前的关键在于，全党应齐心协力，继续投入到不懈的工作中。
我认为，对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工作的成果与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梳理，对全党同志进行进一步的教导，实为一大益事。
旨在明确是非界限，提升思想境界，通常不深究个人责任。反之，则不利于团结，亦不利于事业的发展。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等问题的认识不足，通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与探讨，诸多问题已逐渐明晰。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不断的学习实践，诸多问题终将得以掌握。尤其是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难题，经过这次深刻的教训，我们更加容易觉醒并深刻体会其要义。
要想彻底消除，务必历经一番艰辛的奋斗。正如主席在本次会议中明确指出：“成就辉煌，挑战众多，经验丰富，未来光明”。
自我主动，全党一心，团结奋斗，我们继续前进的条件业已具备。今年、明年以及接下来的四年规划，必将圆满完成。我们力争在十五年之内赶上英国的目标，在接下来的四年中，有望基本实现，且某些关键产品有望超越英国。
这是我们的辉煌成就和光明未来。
顺致
敬礼！
彭德怀，生于1959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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