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高度赞誉他:“一人可抵数师”。周恩来亦将他誉为我党渗透至国军内部的“龙潭三杰”之一。事实确实如此,在1931年顾顺章叛变之际,前龙潭三杰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及时传递情报,成功拯救了上海的中央机关。而后龙潭三杰亦以情报传递之策,为保卫延安贡献了卓越力量。他,便是那位最为出色的潜伏者——熊向晖。
熊向晖
01、周恩来安排
熊向晖,本名熊汇荃,1919年4月诞生于山东省掖县(今莱州市)一个显赫的官宦世家。其父当时担任掖县推事(即县长),后亦曾履任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之职。在家族的八个子女中,熊向晖位居第五。
熊向晖于1936年9月投身革命事业,同年11月,他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的负责人之一。次年6月,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立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迁址长沙。在此期间,湖南省计划组建一支青年战地服务团,前往国民党胡宗南部进行“服务”。周恩来指示清华大学党的负责人蒋南翔,推荐一名秘密党员加入此行列,选拔条件包括“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轻有为,外貌出众,记忆力过人”等。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蒋南翔便推荐了熊向晖,并将此事汇报给了董必武和周恩来。在全面了解熊向晖的详细信息后,周恩来对他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断言“此角色非他莫属”。
一日,西北地区之领军人物胡宗南亲自接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成员,他意图从中选拔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对他们进行悉心培养,以便日后为己所用。胡宗南手持服务团的名册,逐一进行点名并提问。他根据个人记忆,在每位成员的名字旁画圈标记,多数人旁边只有一个或两个圈,而少数人则有三圈,唯有那名青年,他的名字旁画有四个圈,此人便是熊向晖。
“那么,那些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人又该如何定位?”熊向晖反驳:“真正投身抗日的是真正的革命者,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而反对抗日则是反革命。”胡宗南凝视着熊向晖片刻,随后在名册上做了记号。
出身清华的杰出学子,其父曾任国民政府湖南高等法院院长。胡宗南坚信,他发掘了一位“得力干将”。翌日,胡宗南的秘书邀请熊向晖进行了一次“个别谈话”。经过几轮面试,胡宗南最终决定将熊向晖留在自己身边。
“恩来所言,一次谈话,影响数年。你已迈出良好开端,但所赴之地或许凶险异常。恩来与我赠你八字箴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02、获胡宗南信赖
1938年春末,胡宗南将熊向晖送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深造,该分校昔日曾是黄埔军校的所在地。翌年三月,熊向晖学业有成,随即成为胡宗南的得力助手。凭借卓越的才华,他迅速赢得了胡宗南的青睐,由最初的侍从副官晋升为机要秘书,开启了其“党国栋梁”的辉煌仕途,同时也揭开了长达十二年的中共特工生涯的序幕。
熊向晖自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以来,深得胡宗南的赏识。在处理胡宗南交办的各项重要事务中,他总能迅速高效地完成任务,令胡宗南十分满意。胡宗南对他的评价逐渐从欣赏转变为全然的信任,认为他“既懂军事又通政治”。除了负责处理文书和日常事务,熊向晖还承担了一项胡宗南认为无人可替的工作——为他撰写讲话稿。胡宗南时常在所辖的军政院校及部队发表“精神讲话”,熊向晖对胡宗南的性格了如指掌,所撰写的稿件简练而精准,既充满激情又富有说服力,正合胡宗南的口味。
熊向晖严谨地执行着自己的职责——密切监视胡宗南,并深入了解国民党的抗战局势。在全民族抗战的早期,胡宗南积极倡导抗日,并未将过多资源倾注于压制共产党。因此,熊向晖这位看似“闲置”的棋子,实际上一直处于一种“闲置”状态。
“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突然袭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要求六月底前完成部署,行动必须严格保密。”
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主持了一场关键的军事会议,并在会上坚定了进攻的决心。至月底,蒋介石下令胡宗南从其麾下第34集团军中抽调两个军力,以夺取囊形地带。为了防止过早暴露目标,胡宗南秘密指令各参战部队先行派遣少量先遣人员,而主力部队则需在发起攻势的前两天,才缓缓进驻既定的前沿阵地。部署完毕后,胡宗南于7月2日正式敲定了进攻的日期——7月9日。面对这一情况,熊向晖立即着手将消息传递给王石坚,而王石坚则迅速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秘密电台将情报紧急上报延安。7月3日,毛泽东及时获知了这一情报。
之前,中共中央注意到国民党搞反共摩擦的目标,主要集中在山东、华中、江南根据地,中共中央的政策是“相忍为国”,不刺激国民党,不在报纸上宣传。中共中央没有估计到蒋介石会在陕北发动一次大规模军事进攻,而且目的就是要攻占延安,消灭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当时,八路军大部被调往抗日战场,留守延安的部队只有一个359旅,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当中共中央收到熊向晖送来的情报时,感到十分震惊。
面对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和毛泽东毅然决然地决定实施果断措施,以防止内战的爆发。党中央精心策划了一个类似于“空城计”的战术策略:一方面,打破常规,利用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和引发内战的罪行;另一方面,紧急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以保卫延安的安全。
7月4日,胡宗南接到朱德的密电:“传闻四起,中央似乎计划在联合国解散之际,发动对共产党的围剿。兄已将驻守黄河的庞大部队西调,军需物资,运输车辆往来穿梭……一旦发动内战,必引发连绵不绝的战事,破坏抗战的大团结,让日本侵略者从中渔翁得利……”7月6日,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将朱德总司令致蒋介石及胡宗南的电文全文,提交给美、英、苏等国驻华大使馆,并分发给在重庆的中外新闻记者,彻底曝光了蒋介石假抗日、实为内战的阴谋。
一番公之于众的揭露,使得国民党的阴谋胎死腹中。7月7日,蒋介石致电胡宗南,表示同意停战。一场犹如箭在弦上的内战危机得以化解,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反共浪潮被彻底击碎。毛泽东对此次情报工作的重大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获取的情报完全准确,对中央的帮助极大。”此后,毛泽东在提及熊向晖时,赞扬道:“一个人的能力足以抵得上数个师。”
03、惊险过关
在隐蔽战线的深处,地下党员们常被称作是与恶魔周旋者,稍有不慎,便可能因身份暴露而陷入险境,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熊向晖在“龙潭虎穴”中潜伏了十二年,期间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他多次遭遇怀疑与危机,然而,凭借其过人的机智与非凡的胆识,他总能化险为夷。
“这一招,真高明!”接着,他皱眉询问熊向晖:“究竟是谁泄露了秘密?”
熊向晖早已做好思想铺垫,依旧保持着平日的风度,答道:“必须查明泄密者是谁。根据朱德的电报内容,‘河防大军向西调动’之举,或许是因为‘弹粮运输’的情报有所泄露。然而,共产国际已经解散,委座(即蒋介石)禁止公开讨论此事。‘中央将趁国际解散之机,对共产党进行剿灭’,这是委座亲自掌握的绝密计划,仅向西安的相关人员和参战的师长以上将领透露,绝不至于‘道路纷传’。显然,必有泄密者,将此消息透露给了共产党。或许有共产党间谍混入其中,若不查明真相,便无法向委座交代。”
“胡先生可指派专人,编制一份包含我等在内的西安及参战部队知情者的名单,进行隐蔽审查。在外人看来,应保持镇定,切勿暴露行踪,以免泄密者因恐惧而逃匿。然而,自此刻起,应禁止涉嫌人员接触机密,尤其不得透露战事是否将开打,以避免信息再次泄露至共产党。”
胡宗南命熊向晖唤来特务头目刘大军,熊向晖退下后,与刘大军密谈。当晚,胡宗南召集参谋长等相关部门人士召开会议,依旧要求熊向晖列席。熊向晖心中明白,尽管胡宗南并未对他产生怀疑,但他所处的境地依旧危机四伏。
在蒋介石于7月7日的电报中回复胡宗南,并同意停战之际,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必须查明是否存在“泄密”或“通匪”的情况。胡宗南随即采纳了熊向晖的建议,指派特务头子刘大军负责进行一项秘密的调查。
不久,刘大军向胡宗南报告:“通匪”事还在查,“泄密”事有两件:(1)6月12日,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集9人开会,通过文件,要中共随共产国际解散而“解散”;(2)7月6日,中央社自西安发出电讯说,西安文化团体开会,致电毛泽东,叫他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割据”。胡宗南大骂张涤非、中央社是混蛋。事后,刘大军经胡宗南批准,将两个“匪谍”嫌疑犯送西安劳动营关押。至此,熊向晖有惊无险,没有被怀疑。
历史业已证明,党中央及毛泽东同志毅然决定以“大泄一次密”作为代价,旨在揭露蒋介石、胡宗南对边区发起的阴谋,有效遏制他们的军事攻势,以捍卫边区与延安的战略安全,这一战略决策无疑是完全正确的。
1946年,熊向晖与湛筱华结婚。
04、再保党中央
不久后,熊向晖邂逅了年轻貌美的湛筱华,两人一见倾心,迅速坠入热恋。鉴于工作的特殊性,熊向晖并未对湛筱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是在恰当的时机,向她坦白了自己的真实面目。
湛筱华毫无惧色,激动地回应道:“此刻,我郑重地向你宣布,我不仅愿意接受你的身份,更渴望与你并肩前行,成为你的伴侣,你的爱人!”
恰逢今日,他们定下了永恒的盟约,成为革命中的恋人。熊向晖随后将湛筱华引荐给上级,使她成为自己情报工作的重要助手。他们共同历经重重险阻,向党中央输送了无数至关重要的情报。
1947年一月,熊向晖与湛筱华于南京喜结连理,蒋经国担任了他们的证婚人。婚礼的喜悦过后,这对新人随即踏上了甜蜜的蜜月之旅。在胡宗南的准许下,熊向晖原本计划于月底启程赴美深造,然而因船票难觅,行程不得不一延再延。
3月1日,正值杭州之旅,熊向晖偶遇一名自称为国民党保密局(其前身乃军统)的人员拦住他。起初,他心中疑虑重重,生怕身份已暴露,便陷入了对如何应对的沉思。直至次日清晨,他随那人一同抵达南京,并在那里见到了胡宗南,方才放下心来。
事实上,胡宗南遵照蒋介石的密令,得知即将执行一项重大任务。为寻得熊向晖,他特地指派保密局人员展开搜寻。胡宗南随即下令,将熊向晖的赴美行程推迟三个月,以便他能够回归自己的身边共同工作。
胡宗南对熊向晖说道:“前日,总裁紧急电召我至南京,告知美、苏、英、法四国正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议题涉及中国问题。总裁果断决策,下令我率军直取共产党之根据地延安,并定于四国外长会议召开的首日,即3月10日,展开攻势。”言罢,胡宗南递给熊向晖一个文件包,指示他依据包内文件绘制一幅草图,并要求中午前呈上以供审阅。同时,他叮嘱熊向晖务必将房门上锁,严禁他人擅自入内。熊向晖拆开文件包,发现其中藏有两份绝密文件:一份是蒋介石批准的攻略延安的作战计划;另一份则是陕北共产党军队的兵力部署详情。
入夜,熊向晖详尽审阅完抄件,将方案牢牢铭刻于心,随之将抄件付之一炬。三月三日清晨,熊向晖与胡宗南及参谋长盛文同乘专机抵达西安。当晚,熊向晖将情报秘密送至王石坚宅中,并向其详尽阐述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作战部署,同时告知胡宗南需密切关注新华社及延安广播电台播报的陕北战事消息和评论等关键信息。借助地下室内的秘密无线电台,王石坚将这份至关重要的情报迅速传递至延安。为严守秘密,胡宗南决定在部队集结完毕之后再发布作战命令,而他的军长、师长们对此尚一无所知。
3月7日,熊向晖再度造访王石坚,向他透露了蒋介石最新密电的内容:进攻日期被迫推迟三天,其因在于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未撤离。然而,蒋介石仍要求胡宗南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占领延安,并歼灭陕北共产党主力。3月8日晚,胡宗南携熊向晖等少数随员,悄然离开西安,历经辗转抵达洛川。在洛川中心小学,他与众位“前进指挥所”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会面。
不久,新的局势浮现。南京的国民党保密局引入了美国先进的侦测无线电台方向定位的设备,并配备了相应的操作人员。经过连续数日的细致侦测,他们初步确定了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具体位置。熊向晖敏锐地察觉到,这一信息至关重要,必须立即向党中央汇报。
面对又一轮的紧急关头,又一刻的生死攸关,熊向晖毅然决然地选择打破常规,采取冒险行动。他将情报以信函的形式,以墨迹清晰的方式记录在白纸上,装入信封,并在封面上署上王石坚的化名。同时,他还给王石坚的朋友——“研究书店”的经理潘裕然,附上一封信件,指示他不得拆阅,立即转交给王石坚。随后,熊向晖将这两封信件一同放入印有“战区第一司令部长官专用”字样的信封中,并在信封上注明“潘裕然经理亲收”。熊向晖心知肚明,这一过程中任何环节的失误,都可能招致致命的后果,然而,这却是他当时所能采取的唯一途径。
信息如潮水般涌至中共中央的驻地,西北野战军接连取得三场胜利,对胡宗南的狂妄态度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接到熊向晖报告国民党保密局运用无线电侦听技术定位中共机关位置的秘密情报后,党中央迅速作出决策,下令电台保持沉默三天,并告知各野战部队在战前部署阶段和作战过程中,应停止使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转而采用小电台将信息发送至大电台进行转发,以此作为一种防范敌人的措施。
凭借熊向晖等情报工作者的坚定保障,即便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党中央与西北野战军却总能巧妙地在敌人眼皮底下幸免于难,甚至抓住时机给予敌人重创。胡宗南的部队陷入被动境地,不仅未能对共军造成毁灭性打击,反而自身损失惨重。这恰恰印证了毛泽东在延安窑洞中留给胡宗南的那张纸条上的预言:“胡宗南若至延安,形势犹如骑虎难下。进退两难,岂不悲哉!”
“在我国党的情报领域,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堪称‘前三杰’;而你们三人——熊向晖、陈忠经与申健——则无疑是‘后三杰’。之所以如此评价,乃是因为你们同样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卓越贡献。”
05、归党怀抱
1947年5月20日,熊向晖踏上征程,告别胡宗南,前往美国深造。他乘坐船舶从上海启航,并于当年9月踏入克利夫兰西保大学(现凯斯西储大学)的研究院,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硕士学位的学习之旅。
而后,国民政府情报部门证实了熊向晖是中共间谍。按理说,这么重要的案件应该着力查办,但最后除了熊向晖在美留学公费中止外,并没有其他的追究。这不能不说是个谜。经众多党史学者分析,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把这个案子故意压下来不报,因为他深知如果蒋介石知道了这个情况,势必怪罪于他,尤其是两次攻打延安的计划被完全破坏,熊向晖一事只得不了了之。
1949年四月,远渡重洋留学的熊向晖遵照中共中央传达的口头指令,历经纽约、旧金山等地,乘坐客轮抵达香港,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后,他抵达天津,再转至北平。七月某日,他终于与周恩来总理相见。周恩来总理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胜利之后,我们终于得以重逢。”
1949年11月,熊向晖应周恩来之邀抵达中南海勤政殿。步入殿内,他发现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亦在此。众人见到熊向晖,纷纷热情地问候:“这不是熊兄吗?你也加入了起义的行列?”
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言道:“他并非起义,实则归队。今日,我邀请各位齐聚一堂,一来是共聚欢谈,畅叙衷肠,二来则是要向大家揭晓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
众人落座之后,周恩来目光落在熊向晖身上,说道:“他自1936年起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特意派遣他前往胡宗南麾下……”话音刚落,周恩来便爽朗地笑了起来。众人不禁为之愕然。
那么,周恩来是否有必要将熊向晖的情况透露给这些国民党高级官员呢?尽管周恩来提到熊向晖未来将从事外交工作,并希望他们能有所了解,但这似乎并非充分的理由。首先,情报工作一旦身份暴露,便如同陷入绝境;其次,在如此公开的场合揭露熊向晖的共产党员身份,尤其是面对国民党要员,这样的做法是否恰当?这些问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党史研究者。
为阐释该问题,熊向晖之子熊钢对彼时的局势进行了深入剖析。1、胡宗南率领的30万精锐之师,在1949年12月的成都战役中最终被彻底击败,成为了国军在大陆战场上的最后一个被消灭的大规模作战部队。战役结束后,胡宗南率领余部一万余人坚守西昌,直至1950年3月方才撤离,飞往台湾。2、早在1949年5月,胡宗南与宋希濂在汉中进行了秘密会晤,并一致决定经西昌退往中缅边界,以继续进行抵抗,万不得已时则退入缅甸。当时,他们所率领的两个集团军拥有兵力超过五十万,几乎占据了国军在大陆剩余兵力的一半。3、然而,他们的计划未能如预期般实施,主要原因是蒋介石的坚决反对。蒋介石当时的战略方针是“经营台湾、整顿东南、控制西南”,他坚决不希望轻易放弃西南地区。
历史学者杨者圣先生揭示了答案:这两位掌管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当时军事态势的判断尤为精准。无论是从哪个层面分析,选择进军滇西的策略无疑是延续一线生机之路,此方案相较蒋介石所宣扬的“保卫大西南”的空洞口号,更显其智谋。
与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采取了大规模迂回和包围的战术,旨在将国民党军队彻底消灭于大陆,以绝后患之忧。我们不怕敌人进攻,只怕敌人逃脱。因此,如何将胡宗南部队围困在此,静待刘邓大军合围,成为了西南战局胜负的关键所在。
此时,若能巧妙地借助“蒋介石之手”,约束胡宗南,从而赢得宝贵的时间,我们便能掌握主动。因此,如何离间蒋介石与胡宗南的关系,成为了关键所在。周恩来亲自出面宴请国民党元老,其目的正是基于此。通过这些元老与蒋介石的沟通,我们能够传达“胡宗南曾犯下严重错误,且隐瞒未报”的事实。这样一来,蒋介石对胡宗南的忠诚度将产生怀疑,对胡“进军滇西”的方案也将失去信心,甚至可能采取措施阻止胡宗南擅自撤离。
无疑,蒋介石对胡宗南提出的西进计划连续六次予以拒绝,甚至一度下达严令,要求胡宗南以生命为代价,展现出对党国的极端忠诚。由此一来,蒋介石成功将胡宗南置于共产党的监视之下,使他的出路唯有走向溃败一途。
周恩来和熊向晖
06、新中国外交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熊向晖肩负重任,担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的副司长一职,从而开启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外交生涯之路。在众多关键的外交活动中,他始终以“总理助手”的身份活跃于公众视野。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熊向晖担任中国代表团新闻办公厅主任,肩负起主持新闻招待会、应对各路记者提问的重任;在基辛格访华以及尼克松总统1972年的中国之行中,他则化身为“总理助理”,致力于处理一系列关键事务。而当中国正式加入联合国之际,他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积极参与其中。
他曾出任驻英国代办及我国驻墨西哥的首任大使。在各种外交活动中,他的身影无处不在。熊向晖认为,尤为关键的是,他得以长期伴随总理左右,这对于他的成长与助益极为显著。
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中国之际,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的副助理黑格抵达我国,为此次访问的技术细节进行筹备。我国熊向晖先生负责接待。其中一项关键任务,是美国期望借助卫星电视信号,让美国民众能够亲眼目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盛景。鉴于当时我国尚未拥有通讯卫星,美方提出,仅需在我国北京、上海、杭州三地建立地面接收站,相关技术支持将由美方负责,而通讯卫星则由美方提供。
熊向晖遂将此事向总理进行了汇报,指出鉴于美国已做好相关准备,我们无需额外投入巨资租赁通讯卫星。总理对此立即予以批评,强调即便租用卫星成本较高,亦不可因费用问题而退缩。毕竟,这关乎国家主权,主权问题绝不容许有任何妥协。总理随即提出具体指示:一、要求美方负责为我国政府租赁一颗卫星,租赁期限为1972年2月21日1时至2月28日24时;二、在租赁期间,卫星的所有权归属我国政府,若美方需使用,须向我方提出申请,并支付相应使用费;三、租赁费与使用费均应合理,我们将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国际市场的一般价格,确保不成为冤大头。
熊向晖将总理的旨意传达至美方,对方震惊之余,直言前所未遇如此强劲的谈判对手。最终,美方全然接受总理所提之议,并承诺将租用费用定得公允合理。
自1978年起,熊向晖同志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并兼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及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之职。
熊向晖的女儿曾好奇地询问父亲:“周总理曾给予您极大的提携,胡宗南将军也对您有恩,可您为何对共产党始终如一,未曾考虑过追随胡将军,以期获得更高的成就呢?”
确实,胡宗南堪称一位魄力超群的将领,对于熊向晖,他更是倾注了深切的关怀。熊向晖曾言,他之所以从未动摇,首先是因为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自幼便根深蒂固;其次,胡宗南的人格魅力与周恩来相较,尚有显著的差距。
自1982年从调查部与统战部副部长之职卸任,熊向晖应荣毅仁多次邀请,就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及党组书记,再度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200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精心制作的纪录片《一个人顶几个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观后深受触动,遂立即前往医院探望这位“功勋卓著的英雄”。两位清华校友由此感慨万千。
2005年9月9日,这位勤勉不懈的“共产主义战士”终究放慢了脚步。
熊向晖的革命历程堪称典范,其解放前的情报工作与解放后的外交生涯,都已足以构成一段辉煌璀璨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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